深圳文学的时代书写、创作困境及突破方向

       ■ 陈劲松（广东）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5周年之际，由中国作协创研部、深圳市文联主办，深圳市文联创研部、深圳市作协、深圳市评协承办的“改革浪潮中的深圳文学力量——深圳中青年作家群现象”研讨会，2025年底在北京举行。报道称，与会者围绕深圳文学与新大众文艺、深圳文学与新时代文学、深圳作家群现象、深圳文学发展史论、深圳文学的使命担当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此前不久，第26届深圳读书月期间，鹏城文学院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深圳在文学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两件文学盛事叠加，不禁引发了我对深圳文学现实境遇及未来发展的关注与思考。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45年间，伴随改革开放的蓬勃历程，深圳文学取得了斐然成就，为广东文学乃至中国文学提供了独具特色的深圳故事和创作经验。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深圳在发展文学方面不遗余力，譬如扶持重点文学作品和文学精品创作，打造“深圳文学季”和青年文学品牌项目；实施“全民写作计划”，培育“新大众文艺”，激发市民创作热情；鼓励作家“破圈”跨界创新，探索“文学+”模式；设立全国青少年科幻文学奖，发掘一批青年科幻作家，孵化深圳科幻文学IP；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举办“大湾区杯（深圳）网络文学大赛”，推动大湾区文学一体化发展。正是这种因地制宜、多措并举的努力，让深圳文学在持续书写“春天的故事”征途上，步履坚实，硕果累累。然而，“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深圳文学亦不例外，在收获诸多成就的同时，还面临诸多困境。如何从困境中转变创作视角、寻求突破方向，进而推动深圳文学从高原向高峰迈进，这是摆在创作者和研究者眼前的一道时代命题。

       一、深圳文学面临的四重困境

       其一，身份认同的迷茫与个人创作的焦虑。面对深圳这座现代化都市的复杂性，不少作家经常在文字及情感上颇为“撕裂”，对于究竟哪种表达才是“真实”的深圳，无从下笔；故乡与他乡的现实和精神纠葛，让作家们丧失自己的写作根据地。由此在人物塑造上，往往难以确立并找到人物的心灵归属。作家邓一光曾指出，深圳文学具有强烈的“漂泊感”和“悬浮性”，具体表现为异乡生活的内心焦虑、现代化生活的挤压、身份确认的恐慌、文化的盲目与盲从等。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在城市化浪潮高涨的当下，更让身处其中的作家感到迷茫和焦虑。
    

       其二，文学经验的贫乏与创作空间的单一。诚如批评家谢有顺所言，许多人的生活和工作经验高度雷同，甚至活在外界舆论塑造的、并非自身真正渴望的经验里，以致不少作家仍主要将深圳视为社会、物理或技术的空间，未能将其充分转化为艺术、审美和文学的空间来书写。文学固然源于生活，但就像苏格拉底所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缺乏艺术和审美的生活同样不值得写。
    

       其三，“破圈”传播的不足与市场生存的压力。文学边缘化的今天，面对日益严峻的发表及出版环境，面对广大读者的审美变化及期待，一些作家依然只顾闭门造车，“躲进小楼成一统”，无法适应新的市场生存法则，更遑论推动作品“破圈”创新、跨界发展，进而提升整个深圳青年作家群体在全国范围内的辨识度和影响力。
    

       其四，技术变革的颠覆与人工智能的冲击。一方面，人工智能写作快速更新迭代，部分作家无所适从，甚至失去创作信心，在AI写作与个人创作之间进退维谷；另一方面，部分作家陷入“投喂”模式，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在AI写作与个人创作之间迷失方向。当文学遇上AI，我们的作家如何写出有力量、有温度的文字，在智能时代守护“人的笔迹”？这无疑值得所有作家深思。

       二、深圳文学转变的三个视角

       上述种种困境，均使深圳文学创作亟须调整并深化创作视角，形成新时代独特的文学风貌与创作风格。具体而言，如何调整？

       一曰“小切口”与“大图景”的融合。批评家谢有顺认为，文学的重要责任，在于俯身倾听那些被忽略的声音，打捞那些沉默的声音，为无声者发声。所以，深圳文学不必总是试图进行宏大叙事，卑微的生命、弱小的群体同样值得关注，因为“任何有关城市的宏大叙事最终都需落地于人的所思所想所为”。譬如邓一光的《你可以让百合生长》等南方短小说系列、南翔的《伯爵猫》《钟表匠》等城市文学作品、吴君的《万事如意》《阿姐还在真理街》等中篇小说、蔡东的《月光下》《薄冰上》等短篇小说，以及李兰妮、王国华、秦锦屏等人的散文创作，谢湘南、费新乾、程鹏等人的诗歌创作，无不是现代化深圳场域中各式小人物的“彷徨”与“呐喊”。准此，每位深圳作家应基于自身生命体验，从不同角度书写城市，通过“小切口”共同构筑完整、立体的深圳文学“大图景”。
    

       二曰在地性与世界性的交汇。深圳作家应深入思考、着力描绘“从物质层面的深圳人变成精神层面的深圳人”这一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因为这本身就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主题。要站在命运共同体高度，书写人类共通的情感价值，让深圳故事成为连接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别文化的桥梁。譬如邓一光的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南翔的中篇小说《洛杉矶的蓝花楹》，扎根深圳，俯瞰世界，以深圳作家视角写出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般的情感记忆，深刻体现了深圳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融通。
    

       三曰历史感与未来感的互通。在热情拥抱未来的同时，深圳作家也应注重“回望”与“寻根”，譬如采取非虚构方式，关注古村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题材，在城市快速发展进程中，保留一份历史温情。这方面，作家南翔致力于三个“打通”的创作方法值得借鉴：历史与现实打通、虚构与非虚构打通、自己的经历与父辈的经历打通。他的中篇小说《打镰刀》《老药工和他的女儿》，以及非虚构《手上春秋》《手上风华》等作品，皆是三个“打通”的典范之作，“寻根”之中不忘前瞻未来，让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感和轻盈的未来感。

       三、深圳文学突破的四条路径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未来的深圳文学，不妨从以下方面寻求突破。

       首先，构建多元的城市叙事体系。在批评家李敬泽看来，深圳特质的文学，不需要复制。作家阿来亦认为，深圳文学要真正建立自己的风格，不是写乡土和过去，而是写正在萌芽和成长的城市文学。“有些故事在哪儿写都一样，但城市，创新、未来，这些中国文学尚缺乏的内容，那得在深圳写。……不要和别的城市比历史，要走自己的路。”因而，深圳作家应避免“标签化”复述，努力发掘深圳“别人所期待之外”的侧面，呈现尚未被看见的那个深圳。
    

       其次，推动“文学+”的跨界创新。尝试人文与科技的融合，人机协作，将AIGC等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内容生产的“共生伙伴”，融入创作链条。强化“文学+”模式，积极与影视、游戏等产业联动，这方面，可借鉴南翔小说《老药工和他的女儿》被成功推选为影视改编项目的经验。
    

       再次，构建支持作家的长效机制。以加快推进鹏城文学院建设为契机，定期举办“深圳青年作家创作研讨会”“城际文学对话”等活动，搭建高质量的文学交流平台，让深圳作家与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有更多交流机会，为深圳作家创作、发表、出版提供更多资源。
    

       最后，打造面向未来的文学品牌。深圳是经济特区，也可成为“文学特区”，要弘扬敢想敢干、不设框架的特区精神，鼓励作家未来持续创新，在创作中有意识地融入更贴近读者和市场、内核精神和“深圳”的元素，不断提升“深圳辨识度”，使这座城市真正成为新机制、新文体、新流派的文学实验场。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推动深圳文学高质量发展，是一项需要紧抓精品创作、培育后备人才、营造文学生态、积极探索创新与跨界融合的系统工程，关键在于“文学深军”需要建立强烈的现实感，去找寻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主题，挖掘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核，让创作更贴近这座城市的独特灵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文学、网络文学、科幻文学、儿童文学等多样化形态，无疑是未来深圳文学重要的创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