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自有嶙峋骨
■ 程紫（云南）
2014年5月，饱经生活磨砺依然留存几许书生意气的艾华林由深圳辗转到滇南蒙自谋生。但他的心中始终怀揣着炽热的文学梦。那时，我在《蒙自报》担任编辑。他一踏上滇南这片土地，便第一时间联系了我，希望能深入了解边地文化，尽快融入边城生活。初见他时，我觉得他像极了社会底层执着于梦想的“文青”，又好似“未名湖”畔满怀激愤的诗人。随后，我将他介绍给蒙自地区的一个民间文学社。文学社在了解他的经历、阅读他的诗文后，当即委以重任，让他担任副社长兼副主编，并正式着手《红地角》的编务工作。
艾华林曾在东北当过兵，在深圳打过工，到滇南时正值而立之年。他精力充沛，满怀热忱，竭诚宣传当地人文，让红地角文学社的作品亮相于《长江诗歌》《中国诗歌》等知名报刊，成功打开了“合纵连横”的外联新局面，颇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风采。他置身商海，却以书生自诩，眉宇间有一股嶙峋的气度，我也不觉得突兀与夸张。在他身上，“腹有诗书气自华”与“书生自有嶙峋骨”是融合的。他出身贫寒，高中肄业便投身军旅，骨子里有湘人的蛮劲儿；自谋营生的他一心扑在文学上，醉心于文史，视野开阔，有不输科班出身的心气。他不卑不亢，从不迷信所谓的“权威”，有“质本洁来还洁去”的信念，这便生出了文以载道的“嶙峋骨”。
“书生”一词或许略显老旧，但吾之谓的书生，是不拘泥于老旧的人情世故，是摆脱了世俗气的质朴与爽快，是河流的清澈与勇往直前的勇气。艾华林在滇南已生活11年了，他的许多作品我都曾仔细读过。其作品视野宏阔、思想深邃，行文间透着一股嶙峋的骨气。他不媚俗，虽不说“昂首云天”，但也始终身板挺直，坚守着自己的文学初心。艾华林自幼尊崇鲁迅，认为鲁迅先生的德行如高山般令人景仰，值得世人遵行。受此浸濡，他为人为文都增添了几分嶙峋骨。湖南文人“一半书卷气，一半蛮霸劲”，并非毫无来由，艾华林身上也有所体现。
在滇南，他对1938年西南联大在蒙自的人文历史格外感兴趣，想要有所作为，挖掘发现赓续西南联大精神。他的敏锐与勇气让人不能不佩服。是的，他不食言，不虚妄，之后几年里，他居然从西南联大南湖诗社入手，接连发了好多关于西南联大在蒙自方面的稿子，还在天津的《文学自由谈》刊发了《西南联大精神在蒙自的赓续》等文稿，在文学社的纸质期刊开辟了“南湖诗刊”栏目，栏目开宗明义意在赓续西南联大精神。他说：“蒙自的人文历史深埋有富矿啊。”目光有开始瞄住了在蒙自境内滇越铁路。
《诗人的呐喊》即将付梓出版，此前我读过一些他论及滇南的文字。从地域血缘关系来讲，我对该地区的文学创作尤为偏爱。然而，撰写文学批评文章时，我往往会“近乡情更怯”。一味赞誉，大家皆大欢喜；若提出批评，则可能招致怨恨。这使得熟人之间的评论常常一团和气。有作者出版一本散文，便有论者夸赞其具备十大文采。当下的地方文坛，比拼的是谁上了省刊、国刊，还有相应的奖励。但近年财政吃紧，奖励取消了，县（市）级刊物也受到影响，大多停刊了。底层写作者大部分仅在县市级刊物发表过作品，能登上国刊、省刊的寥寥无几，文学创作的局面着实有些尴尬。
艾华林的作品频频登上《文学自由谈》等刊物，圈内懂行的人都知道他有扎实的文字功底，但也有心生嫉妒者，说他有上刊的门路。蒙自有位作家出版了好几部长篇小说，作品在《中国长篇小说》期刊分期连载，还荣获了《中国作家》“剑门关文学长篇小说奖”。然而，他因积劳成疾，60岁便与世长辞。当地文学圈子里竟有人说他请了枪手，实在令人叹息。我手中有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词典》，收录了6800多人，可我地区文史典籍记载的文学大咖却未被收录，倒是滇南地区所属建水（云南临安府）的知府王文治赫然在列。由此可见，作家诗人“滥得虚名”也是当今文坛的乱象之一。
艾华林在滇南出版的首部诗集《当我卑微无名时》，由文学大咖谢冕题写书名。作为一名社会底层的诗人，他面临着诸多尴尬。既要吟诗作对，追求文学梦想，又要经营小生意维持生计。文人的清高与商人逐利的特性时常在他内心发生冲突，其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可想而知。曾有视频说诗圣杜甫晚景凄凉，没有“退休金”，曹雪芹更是陷入“举债而常食粥”的困境。如今时代不同了，艾华林立足滇南，辛勤打拼，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养家糊口、日子和美。前几年，他贷款买房买车，过上了普通人的小确幸生活，也是行者的一种修持，当得起自立自强，当得起“卑以自牧”。
艾华林的作品在线上线下是有些影响力的，滇南文学界对他颇为青睐，我也十分赞赏他的文心。我的案头常摆放着《诗经》《乐府诗选》和他的诗集《当我卑微无名时》，闲暇时交替翻阅。中国文化需要传承，中国文学需要传承。我常常想：艾华林多多少少有一点传承，主要表现在其选材与艺术手法方面。《诗经》中最出彩的当属《国风》，其取材于社会底层。来自民间的诗歌创作，是底层写作者的宿命，也是他们的使命。
《诗人的呐喊》这部作品较为宏观，主旨聚焦于中国文坛。“诗人诞生了，诗歌死亡了”这种观点，初听时振聋发聩，时间久了，也无所谓。如今市面上那些所谓的诗作，大多平平无奇，实在不值得浪费时间去读。那些浪得虚名的诗人，又有多少人会真正留意或在意呢？艾华林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意识，他干着自己的营生，吃着自家锅里的饭，但忧心泱泱大国的黎民，其情令人动容。
在我看来，当下在滚滚红尘中浮沉的那么多衮衮诸公与才女的诗作，觉得上心的，愿意读就多看几眼，记性不好就抄存，抄存了，心又不甘还要背诵。一首好诗，道人所未能言，心有所悟，心有所感，这是匠心所在啊。若连纳兰性德、仓央嘉措都感动不了你，还读啥劳什子。孔夫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孔圣人有论道的勇气。诗歌之道，在于熏陶世道人心，教人懂真善美，远离假丑恶。诗的功用在熏陶，入兰芝之园而嗅其香，入污秽之地而避其臭。至于诗歌的教化作用确实不能高估。当然，《诗人诞生了，诗歌死亡了》一文，其本意是在讨论创作诗歌之类，能不能在教室习得。而现实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更多。有人说中国的宗教是诗歌，那或许是古时候的事情了。所谓新诗，那么多流派，徒有分行排列的名分，多数人并不待见。
在当今文艺界，一个底层写作者敢于发声，提出批评，这需要莫大的胆识与勇气。艾华林的见识学养、文学造诣表明，他的文字绝非社会底层泛泛之辈所能比拟。他的湖南老乡要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着实让我心惊。且不说《红楼梦》那独特的语言关他能否通过，单是这份勇气就令人咋舌。艾华林拿余秋雨的新诗说事，证据确凿。顶着众多国家级文化头衔的大师，拿出那样的分行文字，实在有损汉语言文字的魅力与颜面。艾华林此举并非出格，而是理直气壮地质问。他也只是就事论事，并非全盘否定。大肆糟蹋新诗，是当今诗坛乱象之一，确实需要有人站出来主持公道。“万马齐喑究可哀”，环顾当今诗坛，世风昏聩，正需要勇敢者登高一呼。在我看来，这样的呐喊，是响遏行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