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掰文学批评与批评文学
■ 马忠（广东）
转眼间，2025年即将过去。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这一年的中国文坛，那大概就是——“批评”。
没错，就是“批评”。这一年里，批评的声音几乎无处不在，从理论探索到现实关怀，再到创作生态，方方面面都能听见它的回响。这些声音，既在宏观上牵引着文学的走向，也在具体创作和评论现场激荡出不少思考的火花。具体来看，有这么几个方面挺值得一说：
一、理论批评围绕“大文学观”展开探索。11月在成都举办的“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学术活动”，聚焦“大文学观”展开研讨。评论家们指出，当前文学讨论多集中于文体拓展与作者身份扩容，却相对忽略作品本应具备的时代气象；同时强调，“大文学观”需在拓宽文学边界的同时坚守审美品质，既要回应数字技术带来的文学泛化现象，也要探索“文学性”在新兴文化形态中的存续方式，为新时代文学批评提供了理论路径。
二、文学批评直面自身问题。中国作协副主席吴义勤指出，2025年文坛存在批评“不及物”与“虚热症”两大症结。与此同时，批评界也出现新的方法尝试，例如提出“人机协同批评”模式，认为人与智能体可通过论辩互动形成批评见解——但这也引发新的思考：在这样的新机制中，如何确保批评的客观性与文学性不因技术介入而流失？
三、作品批评更显价值温度。谢有顺在新著《文学的深意》中以“诚与善”为尺度展开批评，既肯定那些体现人格力量的写作，也指出不少作品精神格局萎缩、丧失向心灵发声的自觉。刘楚昕的获奖小说《泥潭》则受到好评，被认为以现象学方式规避历史认知的片面，推动读者走出阅读舒适区，成为跨界创作中的一个正面案例。
四、批评实践走向地域与群体关切。批评不再局限于理论推演，更注重与现实文学生态结合。例如第十届华语青年作家奖中的“新批评作品奖”，颁给了一篇研究西部青年批评家成长困境的论文。该研究以调研与案例为基础，指陈西部文学批评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并提出改善路径，体现了批评介入具体文学生态的建设性价值。
五、民间批评对低俗创作的关注。在民间舆论场，也出现对创作乱象的尖锐批评。有观点指出，部分小说陷入拜金、低俗伦理等西化套路，为追求点击率放弃传统伦理底线。这类声音直指部分网络文学与通俗创作中的价值失范，成为对官方与学界批评的补充。
之所以在此梳理2025年的批评生态，一方面因为这一年确实堪称“批评之年”，另一方面，则是受近日一篇公众号文章的触发。该文批评唐小林“文学常识错误频出、语言粗鄙、攻击性强”，并直言“文坛不需要唐小林式的‘批评’”。作者的观点是否公允暂且不论，但它引我思考：如果唐小林所写难以归入“文学批评”，那么能否算作一种“批评文学”？
为避免误解，容我稍作说明。前面所作的铺垫，正是为了引出后面这个话题。我并非在此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希望认真辨析两个听起来相近、实则指向迥异的概念——“文学批评”与“批评文学”。前者我们耳熟能详，指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与评判；后者也并非新词，指的是以批评本身为题材、甚至为“主角”的书写。在当下的文学生态中，二者虽共享“批评”二字，却常常各走其路，彼此难以对话。
如果你还是有点绕不清，那我打个比方，你一听就懂：文学批评，像是给作品做“专业体检”：手拿放大镜，细看文本肌理，倾听情感脉搏，判断人物立不立得住、意象妙不妙、语言醇不醇。批评文学呢，更像举着喇叭点评“体检行业乱象”：一会儿说仪器花哨不实用，一会儿吐槽报告全是黑话——绕来绕去，就是不怎么关心“病人”（也就是作品本身）到底健不健康。说白了，一个聊的是“《百年孤独》怎么映照拉美历史”，另一个聊的是“现在的文学批评为啥没人看得懂”。方向不同，频道各异。
先说说文学批评。通常来讲，它该是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型翻译官”，把作家的巧思用通俗又专业的话讲明白，让读者领会到妙处，让作家听到真话。可如今不少批评家，硬是把自己活成了“术语批发商”“人情吹捧手”。
打开一篇学术期刊上的评论，满眼都是“数据库叙事”“空间诗学”“后现代解构”，比如有批评家用“数据库消费”理论分析主旋律网络小说《北斗星辰》，理论和文本严重错位，最后阐释得驴唇不对马嘴。更离谱的是把本土文本硬套西方理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不说闲适自在，非要说成“对异化劳动的反抗”；《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不讲阶级隐喻，偏扯什么“权力话语建构的拟像空间”。这就像用游标卡尺量丝绸——精细是真精细，离谱也是真离谱。
“站台式批评”更是把文学批评变成了人情交易。2025年9月北大举办的“李敬泽文章之道研讨会”上，这场本该思想交锋的学术场合，结果变成了集体吹捧大会。曹文轩炮制出“李氏文体”的说法，夸赞李敬泽能从无关物象里发现普遍命题；王尧更是将其捧为“当代文章大家”，称其写作打通文史哲边界。一众批评家对着其文本局限绝口不提，满场都是“了不起的成就”“超越时代的觉醒”这类空泛赞誉，把学术研讨开成了粉丝应援会，哪里还有半分批评的锋芒。更早之前贾浅浅拟加入中国作协引发轩然大波时，也有部分批评者抛开她那些争议性诗句不谈，只拿“文学传承”“创作自由”说事儿，硬撑场面的辩解，让文学批评彻底沦为了圈子里的“人情背书”。
还有种“分类偷懒式批评”，每年年底准能批量产出“年度文学报告”。批评家们熟练地把作家按年龄打包成“95后新锐”“中生代中坚”，把作品归为“新南方写作”“都市女性叙事”，仿佛文学是超市货架上的罐头，贴完标签就算完成解读。郭敬明早年就吐槽“80后作家”这种分类毫无意义，可这类批评至今仍层出不穷——毕竟不用逐字细读文本，只需盘点出版清单、拼凑几个趋势，就能轻松交差，堪称批评圈的“摸鱼神器”。
至于那些“友情赞助式吹捧”，更是彻底脱离了文本。好友新书一出，立马奉上“划时代突破”“文学里程碑”，全文却没一句具体分析。这哪是批评？分明是人情往来，把批评的尊严换成了捧场。
再看批评文学，它本应是文学批评的“监督员”，可如今不少作品要么吐槽得浮于表面，要么跑偏成情绪宣泄，唯独少了对作品本身的回归。2025年那场由读书博主“抒情的森林”掀起的文坛抄袭风波，就成了批评文学的绝佳试炼场，可惜不少参与者还是掉了链子。这位博主接连晒出蒋方舟、孙频、丁颜等多位作家的作品与经典文本的雷同片段，引发全网热议：孙频承认自己因痴迷福楼拜而无意识借鉴，蒋方舟私信道歉称涉事是早期不成熟作品，丁颜却一边认下句子查重一致，一边反诘“若一致即抄袭，世上所有相似解读皆为互抄” 。
按理说，批评文学此时该深入剖析这些雷同文本究竟是借鉴、洗稿还是抄袭，对比分析涉事作品与原作的创作逻辑差异。可实际情况是，多数批评文学要么跟风吐槽作家“不诚恳”，要么追着期刊问责，却很少有人静下心来逐句比对文本。比如有文章洋洋洒洒几千字批判“文坛原创失守”，却没具体分析孙频的借鉴与李清照化用范仲淹词句的本质区别——前者是无意识照搬，后者是意境上的创造性升华，最终让批评停在了情绪宣泄层面。
而面对大众批评的浅表化，批评文学同样没做好引导。短视频平台上，《活着》被简化成“惨上加惨的苦难合集”，《了不起的盖茨比》被概括成“凤凰男追白富美失败记”，弹幕里一句“贾宝玉是中央空调”就能给经典人物盖棺定论。对此，不少批评文学只顾着痛斥“大众审美浅薄”“消解文学深度”，却没人试着结合文本解释：贾宝玉的待人接物为何要放在封建大家族的背景下解读，福贵的苦难背后藏着怎样的时代重量。就像医生只吐槽患者不懂养生，却不教具体的保健方法，这样的批评终究毫无意义。
更讽刺的是，文学批评和批评文学，常常陷入一个“互相拆台”的怪圈。专业批评家瞧不上批评文学“没学术含量”，觉得那些吐槽专业批评“不说人话”的文章，根本不懂理论建构的价值；批评文学写作者则鄙视专业批评“脱离现实”，认为像张定浩这样明确指出抄袭性质的评论家太少，更多人只会用术语打太极。比如《上海文化》副主编张定浩在抄袭风波中直言，部分作家大范围摘抄已构成有意识抄袭，这种基于文本的判断本是批评的应有之义，却被部分专业同行吐槽“太较真，破坏文坛和气”。而批评文学这边，也有文章硬杠张定浩的观点，理由竟是“作家借鉴是创作常态”，完全无视抄袭与借鉴的本质区别。
其实这两者的核心矛盾，从来都是“见作品”还是“见自己”的选择。好的文学批评，该像张定浩点评抄袭事件那样，针对文本细节作出判断；该像李健吾评《边城》时，只用“一首诗，一幅画，一曲牧歌”，就精准点出作品的美感所在。而好的批评文学，应当像剖析郭敬明抄袭案那样——2006年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剽窃庄羽《圈里圈外》的官司尘埃落定后，优质批评文学不仅指出抄袭的违法性，更对比两本书的叙事节奏、人物塑造差异，提醒创作者原创的重要性，这才是有价值的批评引导。
但眼下的情况是，文学批评忙着玩术语、搞吹捧，批评文学则热衷于跟风吐槽、发泄情绪，两拨人自嗨得不亦乐乎，到头来，作品反倒成了那个最没人在意的尴尬配角。这就像一场热闹的饭局，主人家（作品）被晾在角落，客人们要么围着桌子吹牛聊天，要么互相吐槽，从头到尾没人好好尝一口桌上的菜。
说到底，文学批评不该是“圈子吹捧会”或“理论秀场”，批评文学也不该是“情绪吐槽局”。前者要多些张定浩式的文本较真，少些无底线的人情吹捧，别让术语掩盖了对作品的敬畏；后者要少些空泛指责，多些像分析古典诗词化用那样的具体案例，在指出问题的同时引导大家回归到作品本身。毕竟不管是批评作品还是批评批评，最终目的都是让好文学被看见、被读懂。
要是哪天真没人聊作品了，光剩下术语狂欢和互相攻讦，那文学圈可就真成了无源之水。希望有一天，批评家们能坐下来好好聊聊某句台词的妙处，批评文学能静下心分析某段描写的得失——这才是文学圈该有的样子。
好了，聊完“文学批评”和“批评文学”，我们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唐小林那种写法，到底算不算“批评文学”？你先别急，咱先看看“批评文学”一般都长啥样：它得贴着文本说事、站稳独立立场，还得能搅动公共话题——简单说，就是“有据、有骨、有响动”。
那唐小林是怎么做的呢？他吐槽一个作家或作品，可不是随口一句“我不喜欢”，而是真的拿着放大镜在文本里找细节。比如他说贾平凹的《山本》，就揪住“土匪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地域文化写得像贴标签”这些具体问题，一条条跟你掰扯情节哪不合理、描写哪不走心。批余华的《文城》也一样，直接指出故事前后接不上、人物动机太突兀，连哪些段落煽情过分都给你标出来。说白了，他不是凭感觉开炮，而是实打实地搞“文本断案”——这跟“批评文学”死磕文本的精神，完全对得上。
再说立场。唐小林是个“圈外人”，不混学院也不靠哪个山头，有啥说啥，谁都敢怼。他批评的不是哪个人，而是那种“盲目崇拜权威”“圈子互相捧场”的风气。这种“非体制勇气”，不正是批评文学最看重的那根硬骨头吗？而且你看，他写批评不是关起门来自嗨，而是发在媒体上、传到网络上，明摆着是想让更多普通读者看见、一起讨论。他试图打破那种“只有专家才能评文学”的垄断，让大家重新相信：好作品还是坏作品，咱们普通读者也有资格、有能力判断。这不正是批评文学想干的——“把批评拉回人间”吗？
所以我说，唐小林这一套：死磕文本、保持独立、搅动公域——完全符合批评文学的“上岗标准”。他的“民间”身份，不但没让他跑偏，反而成了他敢说真话的本钱。
最后总结一句：唐小林式的批评，不是乱骂，也不是瞎杠，而是扎扎实实的批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