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印
第二章：灶烟袅袅，饥岁流年
大炼钢铁的炉火渐渐冷却，那段岁月的沉滞印记，却如叠叠阴云，低低压在村上空，经年不散。彼时村里的精壮劳力尽数奔赴炼铁工地，一身气力、满腔热忱都交付给赤红的炉膛。汗水顺着黝黑的脊梁滚落，蒸腾在滚烫的空气里。田垄间的庄稼却被完全搁置，无人打理的田地荒草丛生，作物茎叶枯缩，渐渐失了生机。旱地的红薯本是秋日最实在的盼头，肥厚的薯块在土层里默默生长，静待秋收入窖。可整片田地无人照料，温润泥土终成薯块的葬身之地，深埋土中的薯根逐一腐烂，融进了荒年的土地里。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秋风卷着枯叶掠过村后老枫树。大队各家的锅、鼎、碓、磨尽数被统一收缴，一个个公共食堂悄然在院落间兴起，如同雨后丛生的菌子。
粗糙的木板招牌刷着白灰底色，红漆手写的“白马大队第三食堂”字样，漆色边缘微微晕染，像乡亲们脸上混杂的期盼与茫然。
“同吃共劳，粮食无代价供给。”这标语刷在食堂墙面上，比炼铁的口号更牵动人心，往来村民总要驻足望上几眼，眼底藏着寻常人家对温饱的朴素渴求。
白马大队共设四个食堂，我家所属的第三食堂，原址是地主李德成的房屋，其全家彼时已迁至李校峰家的小灰屋里寄居。
食堂是三间木结构老屋，粗壮木柱撑起发黑的梁架，墙角蛛网虽经清扫，经年积存的霉味依旧萦绕不散。西屋辟为粮仓，东屋用作就餐区，堂屋后间改作厨房。土砖垒砌的两座灶台，架着两口大铁锅，锅沿被烟火熏得油亮，一口蒸饭，一口煮菜。掌厨的都是队里干部家属，破旧布围裙系在腰间，日日守在灶台前忙活。灶膛柴火噼啪作响，跳动的火光映亮众人的脸庞，也照见锅里寥寥的蔬食。
一九五八年农历十月初十，是我五岁生辰。七十多岁的外婆专程赶来为我贺生，带来的礼物只是一小撮糙米。那是她从空荡的谷柜缝隙里，一点点剔出残留谷粒，再用枯瘦的手指逐一剥壳攒下的。
外婆临走时笑着逗我同行，我当真不肯松手，拽着她的衣襟一路奔向竹山湾。母亲连忙停下手里的活追出来。冷冽的霜风吹翻晒垫，满地的干红薯藤四处飘散，那可能是全家接下来赖以果腹的吃食。母亲又气又急，扬手在我屁股上重重拍了一掌。谁也未曾料到，这是我与外婆最后的相见。两个多月后，一九五九年正月初六，外婆骤然离世。
公共食堂开办之初，是荒年里难得的安稳光景。糙米间掺着小米、高粱，偶尔拌入晒干的红薯丝，粮食品质虽粗糙，却实打实充盈着烟火底气。菜肴多是队里地里栽种的青菜萝卜，少油少盐，保留着刚离开土地的新鲜。每到饭点，食堂门口便排起长队，村民们手持各式餐具，粗瓷瓦钵、竹筒土碗、洗净的盐油罐，踮脚望向灶房，眼底满是期待。打饭师傅握着长柄铁勺，手腕轻扬，便将饭、菜稳稳舀入各人碗中。
母亲一手抱着妹妹，一手牵着我排队。灶房飘出粮食醇香与蔬菜清鲜，勾得人饥肠辘辘。领到饭菜，我们便寻一处干净石墩落座进食。母亲总将自己碗中的粮食多拨给我和妹妹，自己只以青菜果腹。周遭人家皆是如此，大人尽数把有限口粮让给长身体的孩童。食堂里碗筷碰撞、人声低语、孩童嬉闹的声响交织相融，一时稳住了村庄的日常，暂时冲淡了炼铁的辛劳与田地荒芜的萧瑟。
这份安稳却转瞬即逝，如同朝露难抵烈日。一九五九年开春，田埂冒出新草，食堂的粮食供给却日渐缩减，一日少于一日。一日开饭时，队会计李少任公布新规：成年人每天三两米（十六两制），孩童每天一两米，按日按量分发。彼时旧秤三两米，折算新秤不足一两九，根本填不饱常年负重劳动的成人肚腹。
自此，众人碗中的干饭换成了清汤寡粥，粥色清亮可照人影，寥寥几粒白米沉在碗底，细碎如银。我捧着母亲用竹筒从食堂大甑盛回的粥，倒出时大半是清水，米粒稀疏可数。我小口慢啜，转瞬便散尽微薄米香，腹中饥饿依旧翻涌。母亲将自己碗里仅剩的米粒尽数拨给我，独自饮着清水粥，眉头紧蹙，神色沉沉。
食堂往日的喧闹彻底消散，只剩碗筷轻碰的脆响、沉沉的叹息与零星的孩童啼哭。空旷的堂屋里，人人默然进食，无人言语。
一日，年轻村民李德觉喝完稀粥依旧腹空，与会计李少任争执起来，沙哑的争执声里满是愤懑与无奈。争执终是无果，粮食短缺的现实分毫未改。李德觉最终抱头蹲在地上，低声呜咽。无人上前劝慰，每个人心底都压着同样的困顿与无助。
盛夏烈日灼灼，炙烤着山川大地。田间庄稼缺水少肥，长势稀疏羸弱，枝叶蔫垂，全无生机。食堂粮仓也在酷暑中完全见底，我随母亲前去探看，厚重的仓门敞开，仓内空空荡荡，唯有几只老鼠在空仓里穿梭。
维系全村生计的灶火，终究彻底熄灭。厨娘们洗净收好两口大锅，灶膛柴火燃尽，只剩一堆冰冷灰烬。食堂的木牌依旧悬挂原处，红漆褪成淡白，边角经风雨侵蚀开裂斑驳，苍老破败。
无粮可炊的绝境，如一张无形大网，笼罩整座村庄。空气沉滞压抑，让人喘不过气。为求存活，村民开始奔走山野田间，搜寻一切可果腹的吃食。田埂荒地的野菜最先被采光：野葱、老艾、车前草、毛耳朵、马齿苋，这些平日里无人问津的野草，成了唯一的救命口粮。
每日天未破晓，村民便背着竹篓、手持钩刀进山下地，俯身草丛细细搜寻。晨露打湿衣衫鬓发，无人顾及，眼底只盯着一片片青绿野菜，那是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我日日跟着母亲挖野菜。母亲眼力敏锐，总能在杂草间分辨出可食野菜，逐一教我辨识：野葱、毛耳朵可食，半夏草有毒，万万不能入口。我学着母亲的模样，持钩刀将野菜连根刨起，抖落泥土，尽数收入竹篓。
野葱带着冲鼻清香，是荒年最优的吃食；老艾药香清淡，口感韧劲十足；车前草叶片肥厚脆嫩；毛耳朵覆着细绒，口感软糯温润。母亲将挖回的野菜仔细淘洗干净，入锅清水煮熟，拌上少许细盐，便是一家人整日的吃食。野菜入口苦涩难咽，我却只能大口吞咽，这是彼时唯一的生路。
不消时日，田间野菜被挖掘一空，大地褪去青绿，只剩干裂裸露的黄土。人们转而将目光投向山林，剥取油蜡树皮、挖取棕树心、采摘香椿嫩叶。无人知晓何人最先尝试，只知但凡有人食后无恙，众人便争相效仿。油蜡树皮口感软糯，数日便被采光剥净；棕树心嫩白清甜，成了荒年里难得的滋味。
一九五九年四五月间，我随父亲前往杨塘山砍棕树心。父亲手持利斧，踮脚奋力劈砍，树干很快裂开大口，露出内里嫩白的树心。阳光穿透棕叶缝隙，落在父亲汗湿的脊背，也照亮一截脆嫩的树芯。最后一斧力道过猛，断裂的棕树骤然倾倒，直直砸在父亲头顶。父亲当场晕厥倒地，我吓得失声大哭，跪在地上不停呼唤。良久，父亲才缓缓苏醒，面色惨白，虚弱无力。
求生之人络绎不绝，不出三日，山间树皮、棕树心便被剐挖殆尽。往日枝繁叶茂的林木，只剩光秃秃的枯干，嶙峋伫立，在风中微微摇晃。
可食之物日渐稀缺，村人的身形愈发消瘦，颧骨凸起，眼窝深陷，神色麻木黯淡。年迈老人经不起长期营养不良，身体日渐衰颓，卧床不起，无力起身。
熬至秋收，田间庄稼收成微薄惨淡，却也总算有了些许粮食。食堂恢复限量供粮，每日每人暂可分得少许主粮，虽依旧不足以饱腹，却让沉寂的村庄生出一丝生机。我和妹妹日日盼着开饭，一碗带着米粒的稀粥，便是最大的满足。母亲紧蹙的眉眼稍稍舒展，脸上露出许久未见的松弛神色。
这缕微光仅维持半年。一九六零年开春，田埂再发新草，食堂粮仓再度告罄。大范围的饥荒席卷而来，将村庄拖入更深的困顿之中。
那是我年少最幽暗的时日，田间野菜、山林树皮、地下蕨根茅根，尽数被挖掘干净。为了活命，人们开始尝试各类有毒野生草木，鸭舌婆、四叶草、半夏草，食后口舌发麻、头晕体虚，却依旧有人争相采摘。不少人上吐下泻、身形亏空，依旧不肯停歇，求生的执念压倒了身体的病痛。
后来，有人从白石冲挖回滑石，研磨成粉，混着野菜一同吞咽。滑石粉末细如面粉，众人侥幸以此填腹，却不知此物无法消化。
我至今清晰记得彼时的光景。父、母误食滑石粉后，肠道彻底堵塞，腹中绞痛阵阵，蜷缩在床上无法动弹。汗水浸透破旧衣裳，面色惨白如纸，嘴唇干裂渗出血丝。实在熬痛难忍，二人便手持筷子，互相辅助疏通肠道。
筷子探入的瞬间，父亲闷声忍痛，额头青筋暴起；母亲泪水滚落，死死咬紧牙关不敢出声。抠出的粪块坚硬如石，棱角划破肠壁，血丝点点滴落地面，晕开暗红印记。我立在床边，浑身发抖，手心冰凉，喉头紧绷，不敢出声哭泣。
我误食的滑石粉虽少于父母，腹中依旧绞痛拧胀。无人照看我的苦楚，我伏在冰凉地面，用稚嫩手指一点点疏通堵塞。指尖很快沾满暗红血污，带着铁锈般的腥气。我咬牙强忍，反复动作，硬是将坚硬粪块逐一抠出。
六十七岁的太爷爷，早年身形魁梧健壮，能挑二三百斤重担行走几里山路。经年饥饿耗尽了他一身皮肉，肌肤松弛垂挂在骨架之上，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如黑洞。我守在床边，看着他枯瘦的手指紧抓竹席，干裂的嘴唇微微翕动，反复低念：“饿……我好饿……”声音渐渐微弱，最终指尖无力垂落，双眼圆睁，望向门外贫瘠的土地。
荒年之中，偷窃成了村里寻常的光景。只要避开干部耳目，社员们便会悄悄搜罗吃食。田间谷穗尚未饱满、米粒未成，便被人成片割取；队里白天刚浇过大粪的红薯藤，入夜便被薅摘一空。
大小队干部亦有私窃之举。夜里悄悄偷尽大队牧场的鹅、鸭，次日清晨反倒在队部门口佯装巡查，谎称门锁被撬、鹅鸭失窃。全村庄人心照不宣，无人点破。寻常农户终年劳累，连鹅、鸭肉的气味都无从闻过。
一个晚上，食堂那边传来一阵凄厉的哭喊。村里青年李德堂实在饿极，偷挖了队里两株红薯种，被人当场捉住。他被绳子捆住，还被逼着灌下 “洋火药”，险些送了性命。
饥饿如猛兽，日夜啃噬人的肉身与心神。彼时五六岁的我，体重仅剩十余斤，胳膊细如芦柴，双腿无半点肌肉，皮肤紧绷贴骨。我和村子里多数人一样染上水肿病，周身浮肿，手指按压下去便是深陷凹痕，久久无法平复。后续水肿转为疳积，腹部胀大紧绷。
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底，日日四处为我寻食。一截茅根、一片棕芯，但凡可入口的吃食，必先留给我。一次，她在书房山寻得一棵山楂树，枝头挂着几枚小红果。她小心摘下，用衣角擦拭干净，尽数递到我手中。山楂酸涩寡味，我却吃得格外香甜，那是荒年里最珍贵的吃食。
村中体弱之人，终究没能熬过这场饥荒，在病痛与饥饿中静静离世。隔壁张氏奶奶素来和善，曾送给我一颗山楂果。后来她身形日渐衰败，周身浮肿，卧病在床，再也没能起身。她葬于村前臭鱼坪山坡，无棺无椁，只用几块旧木板钉成简陋木匣，草草收殓。木匣轻薄，两名孩童便可挪动。父亲与几位社员扛锄挖坑，众人饥饿体虚，身形摇晃，锄落无力。
下葬当日，天色阴沉，冷雨绵绵。我立在屋檐下，看着众人将木匣置入土坑，一锹锹黄土覆上，渐渐堆起一座小小的坟丘。无哀乐、无纸钱、无哭声，四下寂然。
冷风裹挟雨丝掠过光秃树梢，发出呜呜声响，似故人低泣，亦似整座村庄在默默哀恸。望着那座新土孤坟，年幼的我，第一次真切知晓了死亡的模样，心底盛满寒凉与惶恐。
饥荒未消，天花瘟疫接踵而至，由四队李冬莲从芭蕉村舅舅家带回。彼时村民普遍体虚、免疫力低下，这场疫病夺走了村内三四成孩童的性命。我侥幸得以存活，全靠母亲咬牙借钱抓药，日夜熬煮汤药为我调理。类似的悲剧在村中反复上演，对门山荒坡上，新坟连绵错落，座座黄土孤坟，默默记录着荒年的残酷。村庄人口锐减，往日热闹的村落变得冷清萧条，路上行人步履迟缓、神色倦怠，唯有冷风掠过秃枝的呜咽，久久回荡在空寂的村里。
岁月更迭，风烟散尽。那段高炉灼热、饥寒交迫的旧日时光，已然沉淀在岁月深处。如今三餐温热、窗明室暖，每每饭香入鼻，旧日记忆便缓缓浮现。沉沉过往，沉淀成心底最厚重的底色，默默映照当下的寻常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