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可去的“娜拉”——《雷雨》中蘩漪的绝望反抗与现代性困境

       ■ 李赛男（湖南）

       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蘩漪这张脸，你见过就很难忘掉。她不是传统戏里那种贤妻良母，也不是左翼作家笔下的革命女性。曹禺说她就是雷雨，闷着、压着、憋着一股要炸开的劲。过去很多批评文章，喜欢给她贴标签：资产阶级女性个性解放的失败典型，或者更简单，直接说疯了、病了。可你想想，这种判词是不是太顺手了？要是把蘩漪放进五四以来娜拉出走那根线上去看，你会发现一个更麻烦的事实：她不是不想走，是压根没地方可走。她的疯狂，不是什么天生的性子烈，而是那个时代专门给中国“新女性”挖的一个结构性陷阱。

       一、客厅里的困兽，和玩偶之家那只鸟

       1918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吆喝《易卜生主义》，一下子把娜拉摔门那声响传遍了整个中国。从此，离家出走成了五四新文学翻来覆去写的一个母题。可鲁迅不客气，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泼了一盆冷水：娜拉走后怎么办？两条路，堕落，或者回来。这话听着扎心，却在蘩漪身上应得血淋淋的。

       先说娜拉。易卜生写她，丈夫叫她“小鸟儿”“小松鼠”，养在笼子里当玩物。等她有一天醒过神来。敢情自己从来没被当个人看，她二话不说，摔门就走了。那一声门响，震了整整一个世纪。娜拉走得主动、清醒、心里有数：她要教育自己，要活成一个人。
    

       蘩漪呢？困在周公馆，一个更大也更阴森的“玩偶之家”。丈夫周朴园，专制、冷漠、装腔作势，拿家庭当自己的体面招牌。蘩漪在这家里连口热气都捞不着，反被说成神经病。她跟周萍那段不伦之恋，外面的人爱骂乱伦，堕落，可你往深处想，那不过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在快要闷死的环境里最后抓的一根稻草。她不知道这是错的吗？当然知道。可她有别的选择吗？周萍是那个牢笼里唯一让她觉得自己还活着的人。
    

       这就绕不过去了：娜拉能摔门，蘩漪为什么不能？表面上看，她有腿有路，可以离，可以走。可曹禺把剧本写得明明白白，她没钱，没社会身份，更要命的是，她还有个儿子周冲。在那个年头，一个离了婚的不守妇道的女人，带不走孩子，也找不着正经工作。回娘家？剧本里压根没提蘩漪有什么娘家，我读到这里时总觉得，曹禺不是忘了写，是故意的：她就是无根的，身后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

       二、走不出去，才是真困境

       这就碰到了一个更深的问题：五四以来中国的女性解放，其实是个半吊子。西方的女权运动，背后是工业化、城市化、个体主义那一套，女人走出家庭，社会好歹给你留了工厂、办公室、大学这些去处。可1930年代的中国呢？这些空间要么少得可怜，要么根本对新女性关着门。蘩漪读过书吗？剧里有暗示，她会说几个新名词，但她的全部人际关系，全锁在周公馆四面墙里头。她不是林道静，能跑去闹革命；她也不是子君，好歹还有个涓生可以跟着私奔。她连一个鲁迅式的朋友或兄长的门路都没有。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自己缩成一枚针，扎周萍，扎周朴园，也扎自己。
    

       所以你去看蘩漪的反抗，那根本不是出走，是同归于尽。她当着众人撕破脸，公开跟周萍的关系；她锁上大门，不让周萍走；她在雷雨夜里撕掉一切伪装那不是理性选择，那是绝望到了头的爆炸。曹禺在序言里说她是最具有雷雨性格的人，有最原始的生命力。可你细想，最原始这三个字恰恰暴露了问题：当现代社会的出路全被堵死，女人反抗只能退回到本能里、退回到毁灭里去。这是蘩漪一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三、比一比：娜拉凭什么能走，蘩漪凭什么不能？

       把蘩漪和娜拉搁在一起比，不是为了分个高下，是想看清楚两种现代性长得不一样。易卜生写戏的那个挪威，已经有了相对像样的法律、教育和职业空间。娜拉说走，海尔茂追着问“丢下家、丈夫、儿女，不怕人家说闲话”，娜拉甩一句“我不理会”。她之所以敢“不理会”，是因为她心里知道，社会上总有几个角落，可以不理会那些闲话。蘩漪要是说出同样的话，等着她的，是真正的无底洞。
    

       更要命的是，中国新女性身上还多压了一层道德枷锁，家庭伦理的延续性。西方读者看娜拉离开玩偶之家，多少能同情；可蘩漪对继子周萍的感情，从一开始就带着乱伦的污名，洗都洗不掉。曹禺偏偏让她爱上周萍，这一笔狠在哪里？我觉着，他是故意把蘩漪逼到最极端、最不道德的墙角里，然后用这种方式告诉你：在那个年代，一个想从封建家庭里挣出来的女人，要么被人骂淫妇，要么被逼疯。两条路，没有一个是有出口的。

       四、一点余话：蘩漪身后那条长长的影子

       回头数一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真正出走成功的女人，少得可怜。《伤逝》里的子君，最后回了娘家，然后死了；《家》里的鸣凤，投湖了；《生死场》里的王婆，老了，苦了一辈子，始终没走到什么光明的远方。与其说这些作家都太悲观，不如说历史本身就不肯给个痛快话。蘩漪的疯，不是医学上的，是社会结构上的，她就是一个无处可去的娜拉，困在客厅里，只能把自己像雷雨一样炸碎。
    

       今天再读《雷雨》，蘩漪那股子烈劲还是能烧到你。可震撼之后，也许更该问一句：到底是什么让她没有别的选择？这不光是文学批评的事，也是历史批评的事。从这意义上说，蘩漪的绝望，比娜拉那声摔门更沉重，也更贴着中国现代性自己的皮肉。她没能走出那个雷雨之夜，但她用疯女人的方式，替整整一代人问出了一个至今还在追问的问题：如果门外面什么也没有，你，还出不出走？